好的，我帮你改写这篇文章，每段保持原意不变，同时增加一些细节和描写，字数变化不会太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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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

明朝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现象，那就是同时存在两个截然不同却都令人神往的“盛世”——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。永乐盛世的开创者是朱棣，这四个字本质上意味着王朝的巅峰时期，类似于后来的康乾盛世，代表着国家的鼎盛和辉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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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另一个则是仁宣之治，这个时期的主角有两位，首先是朱棣的长子朱高炽，然而由于他只在位短短十个月，真正承载这一盛世名号的，主要是他的儿子朱瞻基，也就是朱棣的“好圣孙”。“之治”一词多用来形容经历动荡后，开启的新一轮稳定和繁荣，如同汉朝的文景之治、唐朝的贞观之治，往往发生在王朝的早期。

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反差？盛世却伴随着激烈的冲突，之治是在大乱之后的安定，这种对立感让人觉得很矛盾。更有趣的是，这两种状态居然是爷孙三代皇帝一起“合力”完成的。

明朝这段历史的复杂矛盾，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对朱棣的评价分歧。靖难之役虽然历史早已定论，但关键问题变成了：朱棣毕生五次北伐漠北，到底是立下了赫赫战功，还是因好战而误国？

从结果看，这五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未能彻底平定北方，反而间接壮大了北方劲敌瓦剌。瓦剌于1449年发动的土木堡之变，一举打击了“大明追风少年”般的军威，使大明从此步履蹒跚，国势大受影响。

因此，许多人对朱棣及永乐盛世评价极为苛刻，甚至彻底否定，认为那个时代实则乱象丛生，朱棣的用兵多是“乱而不治”。他们主张真正的明朝盛世应属朱高炽和朱瞻基时期的仁宣之治。

至于土木堡之变，则被认为是朱瞻基未能及时调教朱祁镇，英年早逝无法避免的“天意”，但朱瞻基真的是毫无责任吗？

如果他真无过失，为什么弘治年间的重臣马文升会怒斥朱瞻基：“太宗文皇帝迁都北京，武备尤为重视，故出塞千里，胡虏远遯。宣德以来武备渐弛，至正统时民众不知兵法，遂有土木之败近在眼前。”（摘自《明史》）

马文升认为，朱瞻基偏离了朱棣的北伐策略，才是导致土木堡惨败的罪魁祸首。

折腾来折腾去，所有问题最终又回到了朱棣的五伐漠北上。朱棣这一生到底为何要五次北伐？这些北伐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？若不搞清楚这些，后续的一切讨论都无从谈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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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朱棣五伐漠北

关于朱棣五次北伐漠北，流行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。

第一种是赎罪说：朱棣因为发动靖难之役，从侄子朱允炆手中夺取皇位，虽然成功，但“得位不正”的标签始终难以摆脱。历史上像李世民那样被宽恕，是因为他建立了丰功伟绩。

朱棣于是踏上赎罪之路，处处要“讲面子”，务必树立起不可动摇的功绩形象。于是他开创了大工程：迁都北京、派遣郑和下西洋、招待万国使节，连五伐漠北也成了展示自己武威的舞台。

笔者个人看，这种说法很有道理，甚至可以说这是最初的动力来源。只不过难点在于，这条路不好走：若成功便能成为“李世民第二”，若失败则会沦为“隋炀帝重演”。结果朱棣算是成功了，但动力毕竟只是起点，无法完全解释他所有行动的深层意义。

第二种观点是迁都说：明朝最初的首都是南京。朱元璋早就意识到，南京地理位置虽优越，但始终是南方“偏安”之地，若想真正统一全局、提升王朝格局，必须另选更合适的京城。

朱元璋曾派太子朱标去西安考察，然而朱标归来不久便病逝，这让迁都计划成为“水中花，镜中月”。

朱棣夺位后，深知迁都必要性。首先，南京是建文势力盘踞之地，难以施展拳脚；其次，他自身眼光宏大，志在打造新都北京，这里有他自认为的“龙兴之地”。

迁都必然带来安全隐患，北方元势力是最大威胁。朱棣五次北伐漠北，主要目的就是为新京城打出一片安全的“护城河”。

笔者再点评：这反映了明初南北割裂的现实。朱元璋时期就曾因南方文人占绝对优势而发怒，强调自己是全国天子，不是南方皇上。

若朱允炆继续在位，恐怕不会有这么开阔的格局，反而是简单修补南北裂痕。朱棣自幼戍边北方，对北方形势认知更深，因此他坚决迁都北京，体现了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格局。

他的五次北伐其实是朱元璋战略的延续，意在通过武力快速整合南北，打破分裂格局。事实证明，他成功了。比如土木堡之变后，于谦（浙江人）带领北京保卫战获胜，充分说明南北已逐渐达成认同。

对比今日海峡两岸数十年风云，仍难求认同，明朝初年的南北融合显得尤为珍贵，这也正是朱元璋和朱棣两位帝王的功绩所在，当然更少不了景泰帝朱祁钰和名将于谦。

除了这两个主要观点，还有马文升的怒吼：他认为朱棣的五次北伐本是为后代铺路，但被朱瞻基白白浪费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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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被朱瞻基浪费了

朱棣五次北伐为何锁定鞑靼？这是因为鞑靼正是北元政权的核心。1402年，鬼力赤杀死北元大汗坤帖木儿，自立为汗，废除国号北元，明朝称之为鞑靼。

1410年，朱棣第一次北征迫使鞑靼投降，1413年他封鞑靼大汗为阿鲁——记住“阿鲁台”这个名字，后来的北伐目标便围绕他展开。

经过朱棣两次北伐，阿鲁台逐渐认识到自己无法战胜明军，自第三次北伐后开始逃亡。

永乐二十年，朱棣第三次北伐追击阿鲁台至阔栾海北道，发现敌人遗弃的粮草、辎重和牲畜，便将其全部焚毁并缴获牲畜。阿鲁台失去了这些补给，如何过冬？实力大减显而易见。

然而朱棣并未就此罢休，永乐二十一年第四次北伐时，阿鲁台继续逃窜。据《明史》记载：“虏闻朝廷出兵，携带属下逃遁，冬季大雪，牲畜大量死亡，部众离散……”

虽然两次未能捕获阿鲁台，但其损失惨重，估计至少需要十年八年方可恢复。朱棣却依然不顾年迈，于永乐二十二年发起第五次北伐，最终在榆木川病逝。

朱棣三年三度北征，消耗极大，却成功逼迫阿鲁台在宣德六年（朱棣逝世后六年）被瓦剌击败，放弃呼伦贝尔草原，逃至漠南。

熟悉历史的朋友会发现，这情形颇似西汉时南匈奴被北匈奴击败逃至漠南，汉宣帝亲自迎回，南匈奴从此成为汉朝的北方屏障。

唐朝时期，东突厥颉利可汗被薛延陀汗国击败后逃至漠南，李靖一举击败东突厥，最终使其成为唐朝的北方屏障。

朱瞻基继承了这段汉唐剧本，是朱棣用生命换来的千载良机。然而他却听信文臣劝谏，坚决禁止边关发动攻势，甚至断然命令：“乘人之危而击之，岂仁义之师？”

这等于朱棣辛苦打造的成果送到朱瞻基手中，他却推辞不敢吃。结果阿鲁台被瓦剌吞并，形成一个更庞大的北方威胁。

朱棣为何不惜一切代价五伐漠北？另有一层目标是重演汉唐辉煌，奈何好圣孙朱瞻基选择“躺平”，仅靠吃祖宗留下的“老本”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朱棣实在是看走了眼，把希望寄托在朱瞻基身上，所谓的仁宣之治，也不过是朱瞻基吃老本，延续上一代成果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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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：天津市